肺癌是我国发病率与死亡率均位居首位的恶性肿瘤。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患者生存期持续延长，合并症的管理日益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糖脂代谢异常在肺癌患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不仅影响治疗耐受性及抗肿瘤疗效，还与心血管事件、肿瘤进展及预后不良密切相关。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与死亡率均位居首位的恶性肿瘤。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患者生存期持续延长，合并症的管理日益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糖脂代谢异常在肺癌患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不仅影响治疗耐受性及抗肿瘤疗效，还与心血管事件、肿瘤进展及预后不良密切相关。
在2026年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肺癌学术大会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赵明芳教授系统阐述了肺癌合并糖脂代谢异常患者的药物选择与不良反应管理策略，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肺癌与糖脂代谢异常的相关性
肿瘤与心血管事件的双重挑战
心血管疾病与恶性肿瘤是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2021年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分别占农村和城市死因的48.98%和47.35%，恶性肿瘤分别占22.47%和24.61%。血脂异常和血糖异常等代谢疾病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而肿瘤患者恰恰是代谢紊乱的高发人群[1]。
基于INSCOC研究纳入的15762例中国实体瘤患者数据，肿瘤患者代谢紊乱率高达96.0%，其中脂代谢异常最为常见。从单一指标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异常率最高，达45.7%，总胆固醇异常率为34.2%，甘油三酯异常率为25.5%，血糖异常率为25.7%[2]。一项纳入2425例肺癌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证实，低HDL-C、腰围升高和高血糖均与肺癌发病风险呈独立的正相关关系，且代谢综合征对女性患者的影响更大[3]。
肿瘤与糖脂代谢异常的相互作用机制
糖代谢方面，肺癌细胞呈现典型的Warburg效应（有氧糖酵解），异常增强葡萄糖摄取与糖酵解，过度消耗机体葡萄糖，破坏糖稳态，最终诱发血糖异常和胰岛素抵抗[4]。在脂代谢方面，肿瘤通过分泌炎症因子等诱导脂肪变性，并激活脂肪组织脂解，将宿主脂质重新分配至肿瘤微环境，导致全身性脂代谢紊乱[5]。
更为重要的是，代谢异常反相促进肺癌进展。研究表明，代谢异常可通过稳定EGFR信号、增强肿瘤侵袭性，破坏血脑屏障紧密连接以促进肿瘤细胞入脑，诱导小胶质细胞向促肿瘤的M2型极化。高胆固醇还显著缩短了肺腺癌脑转移患者的颅内无进展生存期（PFS）[6]。
赵教授强调，高血糖、脂肪因子失调、脂毒性等代谢异常促进肿瘤发生发展，而抗肿瘤治疗亦会诱发代谢异常，两者相互叠加，形成“治疗影响代谢”与“代谢影响治疗”的恶性循环。
不同抗肿瘤治疗对糖脂代谢的影响
化疗
赵教授指出，10%-30%的肿瘤患者在化疗期间可能出现高血糖症[7]。化疗药物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可能损伤胰岛β细胞或肝功能，引起糖代谢异常；而糖皮质激素预处理会减少组织对糖的利用、加速肝糖异生，使血糖升高[8]。
在血脂方面，肺癌常用化疗方案会影响血脂代谢，诱发高甘油三酯或高胆固醇血症，不同药物诱发血脂异常的机制存在差异。
化疗联合免疫或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会进一步增加血脂异常的发生率——例如ETER 701研究中，PD-L1抑制剂联合抗血管药物及化疗组的高甘油三酯血症发生率（27.2%）和高胆固醇血症发生率（19.5%）均显著高于单纯化疗组（分别为18.7%和9.8%）[9]。
免疫治疗
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的患者中，高血糖症的发生率为13%-27%[10]。ICI可能增加胰岛抗原特异性CD8+ T淋巴细胞浸润，破坏胰岛β细胞；使用激素处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是接受ICI治疗患者发生高血糖的主要原因（68%-76%）[8]。值得注意的是，合并糖尿病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接受ICI治疗后死亡风险更高（HR=1.28），中位总生存期（OS）缩短6.04个月[11]。
在血脂方面，一项纳入63项随机对照试验、共计32518例实体瘤患者的Meta分析显示，ICI组血脂异常的发生风险是对照组的3.68倍，但绝对发生率不高（每1000例患者中约19.3例）[12]。
靶向治疗
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的靶向治疗药物常常引起高脂血症和血糖异常，发生率≥10%[13]。不同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引发高血糖的发生率差异显著：复瑞替尼高血糖发生率近60%（≥3级为10.9%），地罗阿克为35.1%（≥3级为1.8%）[14-15]。
血脂异常方面，ALK-TKI和抗血管生成药物尤为常见，其中洛拉替尼和依鲁阿克相关高脂血症风险更高。洛拉替尼相关高胆固醇血症和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中位发生时间均为15天，持续时间分别达451天和427天[16-17]。
双抗/抗体偶联药物（ADC）
肺癌新型治疗药物同样存在糖脂代谢异常的风险。目前多款肺癌相关ADC、双抗药物的说明书中已观察到血糖或血脂异常的不良反应报道。ADC联合免疫治疗会增加高血糖风险，提示联合治疗时代谢相关不良反应会出现叠加效应[18]。
糖脂代谢异常管理策略
血糖异常的管理
赵教授介绍了肿瘤相关性高血糖的定义（空腹血糖＞6.1 mmol/L或随机血糖＞7.8 mmol/L），以及新诊断糖尿病（糖化血红蛋白≥6.5%）和应激性高血糖的鉴别。血糖控制评估指标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反映8-12周平均血糖）、糖化白蛋白（反映2-3周平均血糖）、持续血糖监测和自我血糖监测[8]。
绝大部分非妊娠肿瘤合并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目标为7%，无明显低血糖；宽松目标（＜8%）适用于预期寿命有限的患者；严格目标（6.1-7.8 mmol/L）适合部分无明显低血糖危险因素且预期寿命超过5年的患者[8]。
高血糖的治疗应根据分型选择：1型糖尿病需依赖胰岛素治疗；2型糖尿病当口服降糖药效果不佳或存在禁忌时使用胰岛素[19]。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治疗核心包括补液、胰岛素、纠正电解质紊乱和酸中毒，约10%的DKA患者表现为血糖正常型酮症酸中毒（euDKA），需特别注意[19]。
血脂异常的管理
肿瘤患者血脂异常的主要危害是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事件。主要控制靶标为LDL-C，次要靶标为非HDL-C。抗肿瘤药物血脂异常的危险分层中，高危药物包括洛拉替尼、替西罗莫司、西罗莫司、左旋门冬酰胺酶；其他抗肿瘤药物为低危[21-22]。
他汀类药物是降脂治疗的一线基石，也是具有充足循证医学证据的肿瘤患者血脂异常治疗药物。他汀类药物治疗后LDL-C不达标可联合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或PCSK9抑制剂；以甘油三酯升高为主者优选贝特类或高纯度ω-3脂肪酸[21-22]。
值得注意的是，PCSK9抑制剂可能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基础研究显示，抑制PCSK9可提高肿瘤细胞表面MHC I类分子表达和抗原递呈，与免疫治疗协同增强抗肿瘤疗效[22]。
血脂监测方面，高危药物初始监测在治疗开始后4-6周进行，降脂治疗后调整方案4-6周复查，达标后每3-6个月复查；低危药物监测周期相对延长（初始4-8周，达标后每6-12个月复查）[21]。
药物相互作用与MDT管理
赵教授特别强调，肺癌抗肿瘤药物与降脂降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临床需警惕。肺癌合并糖脂代谢异常患者需要肿瘤科、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学科协作（MDT），共同制定个体化方案，保障患者安全。
总结与展望
恶性肿瘤患者代谢紊乱发生率高达96.0%，肺癌合并糖脂代谢异常患者面临较大的疾病负担；
肺癌与糖脂代谢存在相互作用，肿瘤通过代谢重编程引发糖脂代谢异常，而代谢异常亦可促进肺癌的发生、进展和转移；
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及双抗/ADC等新型疗法均可能诱发或加重血糖和血脂异常，尤其是ALK-TKI，需密切监测；
共病患者应参考专科指南和肿瘤共病指南处理糖脂代谢异常，但需警惕药物相互作用风险；
积极开展MDT，由多学科共同制定个体化方案，是保障患者安全、实现高质量长生存的关键路径。
《肿瘤瞭望》：肺癌患者常合并糖脂代谢异常，部分抗肿瘤药物可能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请您结合相关研究进展和临床实践经验谈一谈对于肺癌合并糖脂代谢异常的患者，在药物选择和不良反应管理上有何特点？
赵明芳教授：糖脂代谢与肿瘤患者诊治过程的相关性，是临床中值得深入关注的重要问题。当前，肿瘤诊疗已进入以患者为中心、追求个体化精准治疗的时代。唯有实施全面、全程的精细化管理，才能使患者真正实现慢病化管理，获得高质量的长生存。然而，临床实践中发现，肿瘤患者代谢紊乱的发生率极高，尤其是糖与脂类代谢异常。文献报道显示，这一比例可高达96%以上。对于合并糖脂代谢异常的肺癌患者而言，其抗肿瘤治疗过程中出现合并症的风险显著增高，治疗相关毒性反应更为严重，生活质量与生存时间均受到明显影响，预后相对较差。
多学科协作（MDT）：构建固定团队的层级响应机制
针对这一临床挑战，我团队自2020年成立之初，便着手建立多学科协作（MDT）管理体系，与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心内科、消化科、呼吸科等所有与肿瘤治疗毒性相关的科室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作为大学附属综合医院，各科室专家会诊任务繁重、人员轮换频繁，若每周或每月更换会诊专家，则难以实现对合并症肿瘤患者的连续性管理。
为此，我与各科室主任充分沟通，确立了一项固定协作机制：针对肿瘤患者诊治过程中出现的毒性管理问题，由相应科室指派相对固定的教授团队负责。具体而言，我们建立了“教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三位一体、三级查房制度的协作模式。例如，当患者出现糖尿病、糖耐量异常、高糖血症、酮症或内分泌系统紊乱时，内分泌科的专业团队能够提供实时指导。该团队建立了明确的层级响应机制：若教授级专家因故无法到场，则由主治医师接续负责；若主治医师亦无法及时处置，住院医师可先行处理，并同步向上级医师汇报、提请会诊。通过这一制度化的分工协作，确保了临床支持的连续性与专业性。依托该机制，我团队能够对肿瘤患者的代谢问题实现实时把控，真正做到“专业团队处理专业问题”，达到精准诊疗的良好效果。
药物影响与分层管理：从基线筛查到动态监测
无论是免疫治疗、化学治疗还是靶向治疗，大量抗肿瘤药物均可能诱发或加重糖和脂类代谢异常。而这些代谢紊乱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抗肿瘤药物在发挥疗效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心、肺、肝、肾等多个系统器官造成一定程度的毒性损伤。若患者已合并糖脂代谢异常，其整体损害可能进一步加重，甚至发生3级及以上的毒性反应，导致治疗中断或危及生命。
在临床工作中，经常遇到患者出现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甚至严重心肌梗死，或因糖脂代谢异常而发生脑血管意外（如脑血栓或脑出血事件）。因此，我团队已将血糖和血脂检测指标纳入常规基线筛查项目，对患者进行分层分类管理。对于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我们制定个体化的监测计划，定期评估相关毒性反应，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及时邀请相应专家团队进行综合诊治。在整个抗肿瘤治疗周期内，对患者的糖类、脂类代谢异常实施动态、实时的精准指导。
实践成效：更长的生存，更高的生活质量
在该“提早预防、实时监测、专业干预”的管理模式下，我团队患者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医患双方均较为满意。医生在管理过程中不断丰富知识、积累经验，诊疗水平持续提升。患者则获益更为显著：我团队患者的生存时间普遍较长，生活质量更高。由于提早进行预防和预判，我们避免了许多严重毒性事件的发生，患者身体痛苦减轻，经济负担亦明显降低。
基于上述实践经验，我呼吁广大临床同道对肺癌患者的糖类和脂类代谢异常给予充分重视。在临床实践中，抽血化验、心脏超声、心电图等检查简便易行。通过提早积极预防，完全可以有效管控后续并发症的发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严重毒性事件。这不仅有助于使临床工作更加有序高效，更能让患者真正实现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做到实时、动态、全面、全程的管理，最终将高质量的长生存变为现实。
赵明芳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二病房主任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东医院副院长
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医学名家
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第十六届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学组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生物标志物专家委员会第二届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环境肿瘤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常委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肺癌组专家
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分子诊断专业委员会肺癌学组副组长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胸部肿瘤分会常委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精准医学与肿瘤MDT专委会委员
辽宁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肿瘤精准诊疗与临床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辽宁省抗癌协会第一届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2项，省市级课题10余项
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50余篇，担任多个国际权威期刊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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