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智汇,引领变革丨ADC药物乳腺癌领域进展交流会圆满落幕——中外专家共议ADC创新,三阴性乳腺癌迎来突破性进展

在乳腺癌治疗领域日新月异的今天,三阴性乳腺癌(TNBC)由于缺乏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以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表达,长期以来一直是乳腺癌治疗中最为棘手的亚型。其高侵袭性、高复发率及有限的治疗手段,使得开发新型高效药物成为临床亟待解决的需求。抗体偶联药物(ADC)的兴起,尤其是靶向Trop-2 ADC的突破,为晚期乳腺癌患者带来了革命性的生存曙光。

编者按:在乳腺癌治疗领域日新月异的今天,三阴性乳腺癌(TNBC)由于缺乏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以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表达,长期以来一直是乳腺癌治疗中最为棘手的亚型。其高侵袭性、高复发率及有限的治疗手段,使得开发新型高效药物成为临床亟待解决的需求。抗体偶联药物(ADC)的兴起,尤其是靶向Trop-2 ADC的突破,为晚期乳腺癌患者带来了革命性的生存曙光。

为深化临床医师对ADC药物作用机制的理解,聚焦国际最前沿的研究进展,并探讨其在中国临床实践中的应用策略,2026年5月26日,“ADC药物乳腺癌领域进展交流会”(以下统称“会议”)成功召开。本次会议汇集了国内外乳腺癌领域的顶尖专家,通过深度解析ADC机制、拆解重磅临床研究数据、分享真实病例实践,旨在构建国际化学术互动平台,引领乳腺癌精准诊疗的新风向。

开幕致辞

会议伊始,大会主席、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王树森教授发表了开幕致辞。王树森教授指出,过去数年间,ADC药物的发展堪称“风起云涌”,在多种实体瘤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在乳腺癌诊疗领域,ADC的应用已实现从HER2阳性到三阴性、再到激素受体阳性亚型的全覆盖;在治疗模式上,也从晚期后线延伸至一线,甚至深入到早期的辅助及新辅助治疗阶段。

王树森教授强调,ADC药物的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了乳腺癌的临床诊疗策略。基于此,本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特别邀请ASCENT-03研究全球Leading PI、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乳腺中心Javier Cortés教授,针对ADC在三阴性乳腺癌领域的最新数据进行系统梳理;第二部分,我们邀请国内专家分享临床实践病例、共同探讨临床研究设计与经验。他期待通过此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能够进一步厘清ADC药物在不同亚型、不同治疗阶段的排兵布阵,为中国乳腺癌患者带来更优的生存获益。

Javier Cortés教授:ADC应用进展及临床实践的深度剖析

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乳腺中心Javier Cortés教授以“ADC应用进展及临床实践”为题,进行了精彩演讲。Javier Cortés教授首先介绍了晚期三阴性乳腺癌(mTNBC)未被满足的巨大临床需求。他引用数据指出,在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约30%-50%的患者无法接受二线治疗,而能够进入三线及后线治疗的患者比例少之又少。这种严峻的后状况凸显了在一线、二线治疗中引入高效药物的紧迫性。此外,Javier Cortés还教授指出,既往针对TNBC治疗靶点的探索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适用人群有限、单药疗效不足等问题。

近年来,ADC药物在TNBC领域的治疗探索,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治疗希望。随后,Javier Cortés教授介绍了靶向Trop-2 ADC的代表药物戈沙妥珠单抗(Sacituzumab Govitecan, SG)、芦康沙妥珠单抗(Sacituzumab Tirumotecan, Sac-TMT),德达博妥单抗(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o-DXd)在抗体、靶点、载荷、连接子、DAR等方面的异同,并就三个药物的相关研究进展与临床价值进行了介绍。

在相关药物进展方面,Javier Cortés教授首先回顾了ASCENT研究,他指出该研究确立了SG在mTNBC二线及后线治疗中的标准地位,研究结果提示,无论Trop-2表达水平如何,SG组的PFS(5.6个月 vs 1.7个月,HR 0.41)和OS均较单药化疗有显著改善。

III期OptiTROP-Breast01研究显示,Trop-2 ADC药物芦康沙妥珠单抗相比单药化疗,显著延长mTNBC患者PFS(6.7个月 vs 2.5个月,HR 0.32),OS也显著改善,树立治疗新里程碑。

随后,他重点介绍了SG的ASCENT-03研究数据,该研究旨在探讨单药SG用于不适合免疫治疗的未经治mTNBC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BICR评估的SG组中位PFS相较于化疗组延长2.8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显著降低38%(9.7 vs 6.9个月,HR 0.62,95%CI:0.50-0.77,P<0.0001)。尽管OS数据尚未成熟,但在12个月及24个月的OS率上已显现出获益趋势。此外,虽然SG组和化疗组的ORR相似(48% vs 46%),但SG组的持续缓解时间(DoR)较化疗组延长了5个月(12.2 vs 7.2个月)。安全性方面,SG组的常见≥3级不良事件以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腹泻为主。

针对SG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腹泻,PRIMED研究初步探讨了SG相关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腹泻的一级预防方案,研究结果表明,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洛哌丁胺一级预防给药,与历史数据相比,可以显著降低SG相关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腹泻发生风险。

TROPION-Breast02研究旨在评估Dato-DXd与研究者选择的化疗方案在既往未经治疗的局部复发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纳入的患者同样不适合接受免疫治疗。研究结果显示,BICR评估的Dato-DXd组的中位PFS为10.8个月,而ICC组为5.6个月(HR 0.57),降低了43%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该研究同样在TNBC一线治疗中显示出PFS的获益,但在安全性方面,Dato-DXd表现出不同于SG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口腔炎和眼毒性。Javier Cortés教授特别强调,由于TROPION-Breast02研究在研究设计上与ASCENT-03研究存在差异,因此在解读数据时应注意其与ASCENT-03研究的背景差异。

讲课最后,Javier Cortés教授还分享了ASCENT-04研究数据,该研究针对PD-L1阳性的mTNBC患者,探索SG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疗效。结果显示,SG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组的中位PFS达到11.2个月,显著优于化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组的7.8个月(HR 0.65),DoR也相较于化疗组更长(16.5个月vs 9.2个月)。Javier Cortés教授强调,除以上研究进展外,我们也在探索ADC治疗后再用另外于一种ADC治疗的可能性,同时针对TNBC治疗的双抗靶点也在进行探索,期待今后有更多药物进入临床。

讨论环节

在讨论环节,广东省中医院陈莹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韩兴华教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吕铮教授、四川省肿瘤医院李俊杰教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宋玉华教授与Javier Cortés教授,共同围绕ASCENT-03/04的研究设计及三阴性乳腺癌(TNBC)未来探索的新方向展开了深入讨论。针对ASCENT-03/04研究中允许对照组在疾病进展后交叉使用SG的设计,Javier Cortés教授认为这一设计极富伦理价值,且超过80%的对照组患者确实接受了交叉治疗。尽管这可能对OS的最终阳性结果产生一定的稀释效应,但现有趋势显示,优先使用高效ADC仍然具有更显著的生存优势。

关于TNBC的一线治疗,是否需要通过生物标志物检测来判断患者应选择Trop-2 ADC还是抗HER2 ADC。Javier Cortés教授表示,目前尚无任何数据证实抗HER2 ADC可用于TNBC患者的一线治疗;DB-04/06研究提示,T-DXd在HR+/HER2低表达或超低表达患者的二线治疗中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当前TNBC一线治疗的数据主要集中于Trop-2 ADC相关研究,因此在TNBC一线治疗中理所当然会选择Trop-2 ADC。

李俊杰教授则提出了临床实践中的真实困境:对于PD-L1阳性且伴有BRCA突变的患者,应如何选择一线方案?Javier Cortés教授认为,对于PD-L1阳性人群,优先推荐ADC联合免疫治疗(如SG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因为该联合方案的一线获益数据非常强劲。PARP抑制剂在二线治疗中仍有较好的应用空间,但帕博利珠单抗在二线后的单药价值有限,因此一线应尽早锁定免疫治疗的机会。王树森教授补充指出,在晚期治疗中,这种设计更符合临床实际,不仅验证了药物的活性,更明确了“好药尽早使用”的原则。宋玉华教授则表示,中国患者在二线后的生存意志与治疗积极性通常高于国外部分地区,因此这种交叉设计的研究数据对中国临床的指导意义更为显著。

中国实践:真实病例展示与节拍化疗研究新思路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郑秋帆教授分享了一例SG一线治疗TNBC的真实世界病例。患者为55岁绝经后女性,外院2023年6月初诊为cT2N1M0 IIB期TNBC,在接受标准的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手术病理显示未达到pCR(ypT1bN2M0,IIIA期)。术后给予放疗联合卡培他滨及帕博利珠单抗强化治疗,治疗过程中患者被诊断为放射性肺炎,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至2025年3月。然而,患者在术后19个月(2025年8月)出现多发肝、骨转移。转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后,经转移灶穿刺活检后确认为三阴性、PD-L1阴性、HER2低表达、gBRCA阴性。

在一线治疗中,医生选择了戈沙妥珠单抗(SG)单药+护骨治疗。首个周期评估即显示肝转移灶明显缩小(PR),肿瘤退缩幅度达70%。截至目前,患者已接受超过8个月的治疗,疗效维持良好,骨转移灶亦显现成骨性修复征象。该病例有力验证了ASCENT-03研究模式在真实世界中的可行性与高效性,尤其是在标准新辅助方案失败后的挽救治疗中,SG展现了强大的肿瘤回缩能力。

随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洪若熙教授介绍了其中心在乳腺癌节拍化疗领域的系列研究。

洪教授回顾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开展的多项标志性研究:在早期TNBC领域,SYSUCC-001研究证实卡培他滨节拍维持治疗一年可显著改善患者的5年DFS率(82.8%% vs 73.0%,HR 0.64),中位随访116个月,卡培他滨组和观察组的10年DFS率分别为78.1%和66.6%(HR 0.61)。在晚期HR+/HER2-乳腺癌领域,MECCA研究显示卡培他滨节拍化疗联合AI对比单药AI可显著延长PFS(20.9个月vs 10.9个月,HR 0.58)。此外,该中心还开展了西达本胺联合卡培他滨节拍化疗等针对内分泌耐药人群的研究,均取得了振奋人心的初步结果。这些探索为ADC药物未来的给药模式改进提供了理论借鉴与研究基础。

讨论环节

针对IIT研究在欧洲的开展情况、伦理要求,以及是否必须使用已上市药物、药物是否须免费提供等问题,Javier Cortés教授指出,欧洲各国的情况并不一致:部分国家允许采用已上市药物开展临床研究,而另一些国家则要求由申办方提供药物,因此具体规定因国家和研究项目而异。IIT研究并不仅限于上市后药物,也并非所有研究都强制要求免费供药,目前尚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答案。此外,Cortés教授在分享IIT研究经验时提到,提高患者参与积极性的关键在于,向入组患者说明临床研究可能带来更好的治疗选择和疗效,并将他们纳入严格的临床管理流程,以增强其信心。韩兴华教授则强调,IIT研究最初的立题与设计最为重要,必须考量其是否符合当前临床实践、能否满足实际需求。而提高患者积极性的核心,是向患者阐明开展该IIT研究的必要性。

会议总结

会议最后,王树森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通过对Trop-2药物及ASCENT、TROPION等系列研究的系统复盘,我们看到ADC药物在mTNBC领域的领导地位已不可撼动。从后线到一线的跨越,不仅是药物效能的体现,更是治疗理念的升华。本次会议不仅展示了国际最新的学术动态,也融入了中国专家的实践思考,特别是在安全性预防管理、病例实操以及节拍化疗等本土研究方面的分享,为ADC药物的规范化应用提供了重要参照。未来,随着更多双抗ADC、新载荷ADC以及ADC联合方案的涌现,三阴性乳腺癌的“排兵布阵”将更加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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